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，“他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，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、是非分明、敢于鬥争。他從不居功自傲，從不計較個人得失，認為‘我們共産黨人胸襟要廣闊，氣量要宏大，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嚴格一些’”。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強調，高級幹部特别是中央領導層組成人員必須以身作則，模範遵守黨章黨規，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，堅持率先垂範、以上率下，為全黨全社會作出示範。朱德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，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，他一生堅決執行黨的決議，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，堪稱廣大黨員幹部學習的楷模。 理想信念堅定。朱德早年曾擔任滇軍的少将旅長，月薪豐厚，衣食無憂。然而，他厭倦了軍閥之間的混戰，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，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，他義無反顧地抛棄了高官厚祿。先到上海找到中共領導人陳獨秀，請求入黨。但是由于軍閥出身，被以繼續考驗為由拒絕。但朱德并沒有放棄，遠赴歐洲留學，追求真理。後經張申府、周恩來介紹，于1922年11月在德國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。從此，朱德立志終身緻力于實現共産主義遠大理想。 1927年，朱德參與領導了著名的八一起義。起義部隊離開南昌後，朱德率部駐守三河壩。當起義軍主力失敗的消息傳來時，不少人對革命悲觀動搖，一些中、高級軍官不辭而别，部隊面臨瓦解的危險。朱德則選擇與陳毅等一起繼續領導起義部隊餘部。他說：“革命的跟我走，不革命的可以回家”，“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，現在也是黑暗的，但黑暗同樣遮不住光明，隻要能保持實力，革命就有辦法，革命就能夠成功。”朱德的話激勵了廣大将士，經過贛南四整，又發動了湘南暴動。後來朱德把這支部隊帶上了井岡山，與毛澤東部實現了偉大的會師。朱德帶上山的隊伍包括主力、農軍、家屬等有1萬餘人，不僅保存了寶貴的革命火種，而且壯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力量。他與毛澤東一起創建了紅四軍，并任軍長，為鞏固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，開拓井岡山革命道路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自從成為一名共産黨員後，朱德百折不撓，以對國家、民族和人民命運的高度責任感，經受住了重重考驗。陳毅後來高度評價：“人們聽了總司令的話，也逐漸堅定，看到光明前途了。當時如果沒有朱總司令領導，這個部隊肯定的說，是會垮光的。”粟裕亦把朱德稱為“真正的革命英雄”。 為人光明磊落。朱德為人和藹慈祥，沒有任何官架子，對幹部和戰士在思想上、工作上、生活上給予真誠的關心和愛護。早在井岡山鬥争時期，朱德就與廣大紅軍将士同甘共苦。據陳毅回憶：“群衆及敵兵俘虜初次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那樣芒鞋草履，十分褴褛，莫不詫異。若不介紹，至多隻能估量他是一個夥夫頭，同時到現在‘夥夫頭’三個字恰成了四軍軍長的诨号。”1946年朱德60歲生日時，周恩來在祝詞中寫道：“你是那樣平易近人，但又永遠堅定不移，這正是你的偉大。對人民，你是那樣親切關懷，對敵人，你又是那樣憎惡仇恨，這更是你的偉大。”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斯諾解讀為“紅色的品德”。 新中國成立後，朱德曾多次批評一些領導幹部居功自傲。他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巨大貢獻衆所周知，卻總是謙虛謹慎，處處将功勞歸功于黨，歸功于戰友，歸功于廣大人民群衆，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的共産黨員。朱德對黨忠誠老實，說老實話、辦老實事、做老實人，從不搞兩面派、做“兩面人”。他對各方面軍的指戰員一視同仁，全軍幹部都以“朱老總”一詞稱呼這位備受尊敬的長者。在朱德誕辰100周年大會上，徐向前說道：“朱德同志汪洋大度，寬厚過人，光明磊落，堪稱團結的楷模。他搞五湖四海，曆來不搞‘圈圈’和‘攤攤’；處處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，一貫不計較個人恩怨得失。” 維護黨的團結。朱德顧全大局，在遇到分裂黨的行為時，與之作堅決的鬥争。他具有高度的黨性，自覺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緻。1935年6月，紅一、四方面軍會師後，部隊進行混編，朱德與張國焘的四方面軍主力在左路行軍，對張國焘另立“中央”的錯誤行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争。“天下紅軍是一家”這句話就是他在當時提出來的，紅軍是一家人，怎麼能紅軍打紅軍呢？這句話廣為流傳，影響深遠。在很多公開場合，張國焘都要朱德表态。朱德大義凜然地說：“你就是把我劈成兩半，我朱德也不能反‘毛’！”迫于朱德的聲望，張國焘不敢對他下手，便采取一系列手段迫使他就範，但這些都不能改變朱德的态度。據康克清回憶，張國焘擅自解除了劉伯承總參謀長的職務，讓他到紅軍大學任校長，劉伯承來向朱德告别時，朱德緊緊握着他的手說，顧全大局，我們還是從大局出發，從長遠着想。不論到哪裡，都堅持原則，堅持北上抗日的路線，堅持黨的統一，堅持做宣傳、争取工作，直到把四方面軍帶到北方，同黨中央彙合。三大紅軍主力會師後，朱德一到陝北就找黨中央和毛澤東彙報了與張國焘鬥争的經過。毛澤東對這位老戰友給予了高度的評價：“度量大如海、意志堅如鋼”，這也是對朱德一生的最好概括。 樹立良好家風。朱德不僅自己艱苦樸素、勤儉節約，而且對親屬和家人嚴格約束，教育子女不搞特權思想，不準占用公家資源。他深愛着自己的親人，但當親情與黨和國家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，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。兒子朱琦幼時經曆了東躲西藏的艱辛日子，抗戰爆發後來到延安，後在抗戰前線受傷緻殘。解放戰争時期，他應父親的要求轉業到地方工作。雖然此時朱琦已是一個團級幹部，但朱德并沒有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為他安排一個領導崗位，反而建議他去當一名鐵路工人，從一名火車司機一步一步做起。

1976年7月6日，朱德逝世後，康克清主持召開小型家庭會議，一緻決定遵照他生前的遺願，将其畢生積蓄共計2萬餘元全部上交給黨組織，作為他最後一次特殊的黨費。無論在艱苦的革命戰争年代，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，朱德在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方面，都身體力行、率先垂範，為形成良好的黨風、政風、軍風作出了自己的貢獻。